换言之，法院只能依据案件当事人所提出的异议，才能对法律规范的合宪性提出自己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的司法解释释义书认为，这里的行政行为既包括法律行为，也包括非法律行为。在德国，行政事实行为常见的定义就是：它并非旨在追求一种法律效果，而旨在产生一种事实效果。

邬首燕认为《补偿决定》的公告是一种政府主动信息公开的行政行为的理由不能成立。李洪雷：《行政法释义学：行政法学理的更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02页。舒尔特(Martin Schulte)认为，准确地说，事实行为中法律效果是次要的。陈晋胜：行政事实行为的理论缘起，《晋中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73页。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4条也规定，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当然，即使承认行政事实行为进入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也不意味着对于行政事实行为的讨论就失去了意义。[100]在实务中，法院的看法则较为两极。根据该条规定，区教育局作出施教区划分行政行为的事实条件有：本行政区域内学校布局、适龄儿童数量、适龄儿童分布状况。

原告到南湖三小就读，要穿过8条马路，带来安全隐患。向西，将原同属于南湖三小施教区的金陵世家等小区划入了新城小学北校区。[24]英国早在《1944年教育法》中就有关于择校的规定，1988年英国颁布了《1988年教育改革法》增加了家长择校方面的权利：一是开放入学政策。而我国择校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教育资源分配的不足与不均，所以我国不应当一味推行自主择校政策，但是否就应当走向政策的反面：严格推行就近入学，禁止自主择校呢？ 除了在上文关于法理层面的探讨之外，本文认为，我国在受教育权实现方式政策制定上走向了两个极端。

三是应当结合学校的布局。这样的陷阱会增加学校管理的层级，降低工作效率。

【中文关键词】 就近入学。在英国这一政策的积极影响也比较明显，甚至其根据学校招生情况拨款的政策比美国的教育券政策实际效果更好。在教育设备的配置上，学区内各学校也秉持着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资源共享原则，将学校资产变为学区资产。就国家履行义务的内容来看，我国《宪法》19条明文规定国家发展教育事业，同时我国《教育法》18条明确指出承担适龄儿童、少年义务教育的义务主体不仅仅是家长，而更重要的是突出国家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就学的积极性义务。

对于择校持反对意见的一条基本理由是择校违反了就近入学原则，导致了义务教育的机会不均等。自主择校与公立学校体制变革应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以美、英、加三国为例，美国择校措施的特点可总结如下：从中央联邦政府到地方各州都采取了积极鼓励，在经费上给予大力资助。但是就近入学这一概念的模糊和不确定性使得这一原则性指导在现实中变成了一种普遍误解：对所有受教育者划区管理，实行学区制。

就近入学体现了儿童教育权较低层面的要求，自主择校则反映了儿童受教育权较高层面的要求，而我们不能因为提供不了优质教育，而强迫其放弃选择的权利，而应帮助不同的人选择其合适的教育。我国教育水平低下的地区无论在硬件条件还是师资力量上都明显落后于发达地区，因此，在这种教育发展水平不均衡的条件下，就不能再以公平的方式划拨教育经费。

综上，被告制定的《建邺区2015年小学入学工作实施办法》将原告划入南湖三小就读并无违法，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责令被告重新作出2015年划分小学施教区的行政行为。

若没有择校，公立学校体制变革的动力只能来自政府的外部调控，而没有公立学校的体制变革，公立学校自身的发展则会失去活力，其最终的结果则是家长无校可择。第二个时期是受教育权入宪的时期，即二战结束至今，在这一时期，文化、科技、经济等的快速发展，也带动社会关系的转变，人民要求越来越多的社会权利，受教育权就是其中之一。比如在突出就近入学原则之际，为减少其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就必须出台相关的配套政策。[6]莫纪宏：受教育权宪法保护的内涵，载《法学家》2003年第3期。所以，对于择校而言，问题的关键是择校的标准如何来确定。如果单纯以考试的分数作为择校的标准，强调基础教育的选拨功能，家长和学校就会过分强调分数、重视考试，这就会使我们的基础教育又回到应试教育的老路上来。

若以权和关系来择校，权力拥有者的腐败与社会的不正风气会渗透到学校中来，这是让群众最痛恨而又最无能为力的事情。其次，美国人才流动激励(TTI)基于薄弱学校实际需求和教师自愿的原则，实现输入校和输出校之间的供求匹配，推动全国范围内的优秀教师流动，实现优质教师资源的共享。

所有公立学校在其招生定额内，不得以计划或效率为理由拒绝家长的要求。义务教育法是强制入学的法律，但不是强制就近入学的法律，在受教育的自由权方面，我国儿童应该具有选择学校的权利。

被告制定的小学入学工作实施办法属抽象行政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9]李涛：就近入学，真的公平吗？，载《教育发展研究》2015年第6期。

采用多元化的办学模式，出现了磁石学校、特许学校、家庭学校等有特色的办学模式，打破了过去只由政府办公立学校的局面。(三)就近入学的政策升级：自主择校与实质公正 在这种就近入学原则下，义务教育所体现的教育机会均等是属于低层次的。[23]而要想让教师自愿到学区内甚至学区外的学校授课，得先建立人性化的保障制度，如教师保持原校的编制、制定全国统一工资标准等等。或者其限制和公民所享有权利之间的利益对比是轻微的，可以忽略的，此时可以表明国家限制行为处于合理性范围。

也就意味着对于受教育者而言，必须到指定的行政规划的学区接受义务教育，不得跨区自主择校，公民的受教育权要服从于政府的行政规划，这就意味着一项宪法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到了行政法和行政管理这一层面时，就成了遵守教育行政管理规定的纯粹义务。[13] 2.同质化危机 虽然教育行政部门在对学区进行划分时是会考虑到不同学校之间的差异，但在实践中这种同质化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出身在行政区划序列下端的孩子只能在弱质的学校中继承弱质的文化符码，从而将国家基于先赋因素而强制性筛选的社会结构化因素潜移默化地转化为基于学业成绩差异的个体能力性因素。本案中，区教育局于2015年5月26日作出《2015年建邺区小学入学工作实施办法》及其附件。

2015年的施教区将雨润国际广场调整出了新城小学北校区的施教区，空出的学额，也没有留给吉庆家园，使原告不能就近入学。[25]杨琼：加拿大学校选择现状述评，载《教育发展研究》2004年第1期。

而这种考虑正是由于缺乏对教育机会均等内涵的全面性理解所导致的。教育自由则是与受教育自由构成一个整体，所谓教育自由是指教育权承担者对教育者施以教育的自由。因此若要进一步调整我国的择校政策，就需要转换视角，即不仅从政府的立场，同时还要从民众的角度去了解他们对择校的需求与期待，并由此加以深入认识和准确判断。[2]1717年，普鲁士制定了《普鲁士义务教育令》，通过该法令实现了义务教育的世俗化，由此，义务教育开始在英美国家和日本等国开始普及，这一阶段的义务教育表现出明显的强制性，此时的教育理念还是国家工具主义。

国家应当根据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分布情况，找出资源贫乏区并输入大量的优质教育资源。因为教育机会均等应该等于教育投入均等+教育资源对学生成就产生的效力均等+教育产出的均等，而这三者在实践中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

(一)以择校推进学校体制改革 从外国择校政策逐渐成熟的过程可以看出，西方国家择校运动兴起的最直接原因是公立学校管理效率和教育质量低下，办学体制僵化。这四个原则是一个有机整体，划分学校施教区应当充分考虑上述四个原则，以最终保障每个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受教育权作为一项权利所应该具有的理性内核和实质要素来看其内容主要表现为：教育权、受教育自由、教育自由和教育目的等四方面内容。其次，区教育局每年均制定当年度的小学入学工作实施办法，对小学入学工作的基本原则、招生办法、工作要求等内容作出规定，并在附件中对当年度施教区进行划分。